【基本案情】

　　甲某，A市某局领导。2010年至2022年，甲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A市某建筑企业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乙某在土地规划变更、企业环评等方面谋取利益。2014年，甲某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C公司，意图经营钢材生意。其间，甲某向乙某提出欲与B公司开展钢材交易，乙某表示同意。同时，乙某为进一步获得甲某关照，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以高于其他钢材供应商20元/吨的价格向C公司采购普通钢材。2014年8月至2019年3月，甲某通过C公司向乙某承接了多个工程的钢材供应项目，共获取净利润304万余元，其中包括较其他钢材供应商多获取的额外收益61万余元。

　　【分歧意见】

　　本案中，关于甲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。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：甲某从乙某处获取的是单纯商业机会，不必然获取利益，甲某是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而获得了利润，该行为应当认定为违反廉洁，违规经商办企业。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：甲某利用职权为乙某谋利，并以做生意为幌子收受乙某所送好处，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。

　　第三种意见认为，甲某所获取的304万余元收益，其中243万余元属于通过经营行为获取的利润，应当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，额外获取的61万余元收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犯罪。

　　【执纪说法】 

　　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。

　　第一，甲某获得的额外利润具有职权对价性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，行为人采购大宗商品或购买社会服务，一般会做市场考察后在保证品质、价格优惠的基础上择优选择，体现公平合理、等价有偿和自主选择。本案中，乙某为保障甲某“做生意能够稳赚钱”，明确向甲某承诺会以高于市场上其他供应商20元/吨的价格从C公司购买钢材，而甲某也欣然接受乙某的“慷慨”，持续以高价向乙某供应钢材四年有余。乙某之所以主动提高向C公司采购钢材的价格，系基于甲某职权上对其的制约关系，故该61万余元的额外利润与甲某职权存在对价性，甲某获得额外利润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犯罪。

　　第二，甲某所获取的243万余元利润非职权所得，不宜以受贿论处。本案中，B公司作为A市的大型建筑公司，在采购钢材方面通常都会找一家二级钢材供应商来供应钢材，为工程建设提供钢材定购、送货等服务。甲某实际控制的C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钢材贸易交易具有真实性，并不是双方为利益输送而特意增加的一道交易手续。本案中的钢材贸易行为应当认定是B公司向C公司提供的一种商业机会而不是直接的利益输送。C公司向B公司供应钢材也确实付出了经营成本和相应的劳务，甲某最终获利与否、利润多少因市场行情、资金储备等因素而现实地存在经营风险，其获得的利润具有不确定性。因此B公司赚取的243万余元净利润并不是单纯依靠职权换取的，故不宜纳入刑法评价，但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行为违反了相关党内法规，应当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，该部分利润应当作为违纪所得予以收缴。

　　【执纪者说】

　　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，行受贿双方为规避调查，往往精心设计、掩饰伪装权钱交易行为，利用商业机会进行利益输送，犯罪手段更趋隐蔽。在案件办理中，对利用职权接受商业机会的行为，应当结合具体案情，抽丝剥茧，去伪存真，综合考虑收送双方之间的主观动机、谋利事项、收受财物和风险承担等情节，透过现象发现权钱交易的行为本质来作出精准认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