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明代的嘉善，有一位善学思想家，他不仅自己行善，也劝人向善，他就是袁黄，其“改过”“行善”为核心的善学思想为世人熟知。其实，他还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清官，在天津宝坻为官时施行的善政不仅造福了一方百姓，也成为我国古代县域治理的经典范例。

《了凡四训》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善书，历来被后世推崇，这种善的文化在“地嘉人善”的嘉善被发扬、学习和传承。

一

袁黄（1533—1606），初名表、字庆远，后改名黄、字坤仪，初号学海，后改了凡，浙江嘉善人。他是阳明心学的后继者，是明代重要的劝善思想家，后人常以其号“了凡”称之。

他的一生可以说是“命自我立”之说的真实演绎。出生在嘉善一个书香门第的袁了凡，自小遍读经典，心怀家国四方的志向。没想到命运弄人，他15岁时遇到了一位孔先生，对方推算他“进退有命，迟速有时”，功名沉浮都是命中注定。陷入“宿命论”的袁了凡自此“躺平”，毫无拼搏进取之念。

37岁时的一次游学，他遇到了云谷禅师，“命运的齿轮”再次转动。见袁了凡静坐蒲团三天三夜不起杂念，问及原因才知是无欲无求，云谷禅师笑道：“我待汝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”

　　云谷禅师表达了“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”的想法，认为命运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写。受此启发，袁了凡再次“营业”，修身行善，后又在明隆庆四年（1570）中举、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中进士。

　　袁了凡将亲身经历和参悟的道理写成文章用来教育儿子，取名《立命篇》，后来被收录为《了凡四训》的首篇《立命之学》。此外还有《改过之法》《积善之方》《谦德之效》三篇。《了凡四训》还被曾国藩列为子侄必读的“人生智慧书”。

　　袁了凡在《积善之方》篇中提出“为善八辩”，认为善有真假、有端曲、有阴阳、有是非、有偏正、有半满、有大小、有难易。比如真假之辩，“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”，也就是“以公为善”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才是善，如果只是对自己好，那就不是善。

二

　　考中进士为官后，劝善思想成为袁了凡善政的内在驱动。

　　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至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袁了凡初入仕途，在宝坻担任知县，也就是现在天津市的宝坻区和宁河区。当时的宝坻水旱灾害频繁，粮食产量极低，行政事务繁重，赋税滞纳普遍。在担任宝坻知县的五年间，他积极革除弊政、减轻赋税、兴修水利……成绩斐然。

　　他也深知“善政必简”的道理，到任之初便要求各办事部门厘清职责，各负其责，减少不必要的流程，以便民为要。《宝坻政书》中记录袁了凡的善政语录：“官无崇卑，皆民望也。一念爱民，便可布德；一毫不慎，或致播殃。”“但愿为廉吏，则一针一草，皆不可费民之力。”

在从政期间，他的“为官功过格”被付诸实践，将每日所做之事，记录于上，每行一善或一过记数，日积月累，计算功过总数，“免大辟一人，当百功”“收养孤老一人，算十功”“妄言，算一过”“力可以济人而不肯尽，算三过”……

　　袁了凡体恤百姓，勤廉干事，让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，获百姓评价“吾邑二百年来所未有之良牧”。如今，天津宝坻区先后建设了了凡公园、了凡纪念馆、袁了凡文化研究院等场馆和机构，以阐述袁了凡善学思想内涵、展示袁了凡勤廉为先的善政实践。

三

　　无论什么时代，善永远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，也是滋养一方乡土的营养剂。

　　嘉善之善源远流长，从春秋时的伍子胥，到唐宣公陆贽、元朝隐居不仕的吴镇，明朝“善学”鼻祖袁了凡和慷慨赴死的魏大中、倪天增等先贤，展现了善文化的发展脉络，厚植了地嘉人善的人文底蕴。

近年来，嘉善县纪委监委立足地域特色，深入挖掘本土廉洁因子，在红色党性教育与廉政教育融合上下功夫，串联起3条线路、24个点位，形成了“三溪环厅”新版清廉地图，让党员干部群众跟随先贤足迹，感悟先辈勤廉务实的精神品质，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渗透力、感染力。

　　在嘉善，勤善清廉文化早已穿越时空，成为融入城市发展全方位各领域的一抹底色。为进一步传播和弘扬善文化，恰逢袁了凡诞辰490周年，去年3月底，由天津博物馆、嘉善博物馆共同主办的“善行天下——袁了凡”全国巡展启动，目前巡展走进了广东肇庆包公文化博物馆。

去年10月，“清俭律身 知善行廉——了凡善廉文化主题展”在嘉善博物馆亮相，更加注重解读袁了凡在宝坻施行的勤廉善政，探索其在县域治理方面的现实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