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案情】

甲，某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负责基建项目审批。2009年，乙为解决名下印染企业污泥处理问题，拟新建砖瓦厂并将污泥作为生产原料。因砖瓦厂项目属政策限制类产业，乙寻求甲帮助。甲建议采取收购既有砖厂技改策略，并承诺协助审批。

2009年底乙成功收购B砖瓦厂并更名为B新材料公司。为绑定利益，乙提议甲象征性出资20万元入股（实际投资1500万元由乙承担），免除甲经营责任与投资风险，并给予公司经营收益的10%。甲明知乙资金充足仍予应允，并商定公司注册资金为285万元以掩饰异常，由乙代持出资。在甲帮助下，生产线改建项目顺利获批。2013年甲从分红中取出8.5万元补缴出资以制造出资款已到位的假象。至2017年公司注销，甲以分红及征迁补偿名义收受270万元（已扣除28.5万元本金）。

【分歧意见】

本案中，关于甲某的行为如何定性，存在三种意见。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：根据司法解释规定，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、经营的，才以受贿论处。因甲已履行出资义务，收益属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所得，应认定违反廉洁纪律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：主张区分处理，甲20万元出资对应收益36万元属违纪所得。超出部分241万元系超比例分红，属于受贿款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：甲的投资行为缺乏真实性，系掩饰权钱交易的伪装，所谓“分红款”、“征迁补偿款”均非市场投资所得，而是利用职权换取的，应将270万元全额认定为受贿款。

【释纪说法】

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，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甲的出资无商业必要性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，正常的投资活动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合理的动机。一般而言，投资者进行投资是为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，或者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、管理经验等为企业创造价值，从而实现投资回报。“两高”《受贿意见》也充分考虑到了正常投资行为的这些特点，将有实际出资或参与管理、经营的情况作为出罪情形。但在本案中，甲的出资对企业经营并无实质作用，因为乙作为成熟商人，实际投入1500万元且具备独立运营能力，甲20万元出资仅占1.33%，与其10%收益权严重倒挂。甲既无资金贡献也无管理参与，对企业经营无实质贡献，反映出资目的系通过股权纽带建立利益输送管道，而非真实投资。

第二，甲的收益与风险明显不对等。在正常的市场投资活动中，风险与收益是紧密相连的，出资比例与收益分配应当遵循风险收益对等原则。投资者投入资金，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，同时也期望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。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，也是保障市场公平和有序运行的重要原则。但在本案中，甲既被免除经营风险又获得高额收益，与市场投资风险对价原则相悖，最终其收益达实际投入的13.5倍，远超正常商业回报范畴，进一步证明了甲的“投资”行为只是权钱交易的幌子。

第三，持股比例系人为操纵结果。从资本运作的正常流程来看，股东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，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额。这是股东的基本义务，也是保障公司正常运营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。但在本案中，甲在2009年最初仅出资20万元，而在项目运行4年后的2013年年底，才从所得分红中拿出8.5万元交给乙，以制造出资款已按照注册资本金履行到位的假象。正常情况下，股东应该先按照规定足额出资，然后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获得相应的分红。而甲的行为却恰恰相反，这种“先收分红后补出资”的逆向操作模式，进一步说明了甲的“出资入股”并非是基于真实的投资意愿和商业目的，而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假出资表象。

第四，甲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。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和投资入股型受贿犯罪，从表象上看，都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营利活动并从中获利，但二者存在本质差异。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前提，是违反了公职人员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的相关规定，是否利用职务、职权便利都并非认定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必备要件。而投资入股型受贿犯罪则是以参与营利活动作为伪装，本质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，并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。在本案中，乙邀请甲入股的目的系换取审批便利，甲又利用审批职权，通过“建议收购砖瓦厂、指导改建审批、加速项目过审”全流程为乙谋利，双方具有行受贿合意，形成完整权力变现链条。同时，甲虽有出资的外在表现，但所谓“出资入股”缺乏必要性，收益获取也严重违背市场规律，只是为了掩盖受贿的手段，不应按照正常投资行为定性，且乙给予甲的“分红”和“征迁补偿”也并非基于甲的投资贡献，而是对甲职务行为的回报，故应将270万元全额认定为受贿所得。

【执纪者说】

投资入股型受贿披着合法商业外衣，具有“四性”特征：投资机会的特定性、出资行为的象征性、风险承担的排斥性、利益分配的操控性。执纪执法中要穿透形式看本质，重点核查“四个是否”：是否存在真实商业需求、是否遵循市场规律、是否承担经营风险、是否与职权形成对价。对以投资为名行受贿之实的行为，要坚决运用纪法“两把尺子”精准打击，防止权力寻租异化为“资本游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