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案情】

甲某，A省原环境保护厅某处处长，2016年至2017年甲某多次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B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在公司环评项目、进入专业机构推荐名录等事项上提供帮助。2017年底，乙某得知甲某即将提前退休，遂与甲某商定让其退休后至B公司担任顾问，每月“顾问费”1.5万元，年底“奖金”12万元。2018年至2022年，甲某以此方式收受乙某所送钱款共计123万余元，在甲某授意下，乙某将上述“顾问费”直接转至甲某的朋友某私营企业主丙某的账户，并长期由丙某代为保管。

【分歧意见】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甲某为乙某谋利的时间与收受乙某所送财物的时间不相对应，且甲某是去B公司上班领取报酬，因此不能认为甲某的行为构成受贿，应当认定其违反廉洁纪律，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甲某的行为构成受贿，但是相关“顾问费”是由乙某转交给丙某，甲某并没有直接占有钱款，因此甲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未遂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，虽然甲某并没有直接占有乙某所送的好处，但是甲、丙两人关系密切、相互信任，甲某实际上对该笔钱款有实际控制权，因此甲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既遂。

【意见分析】

经研究，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，甲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既遂。

（一）甲乙的行为符合退休后受贿“事先约定”的条件。2007年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十条规定，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，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，并在离职后收受的，以受贿论处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离退休后收受财物成立受贿罪，必须以“事先约定”为条件，当然对于这种约定不宜做严格限制，约定方式可以为明示，也可以是暗示或者默许，约定内容可以具体或者概括，只要双方对于在职办事、离职拿钱达成合意即可。本案中，甲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乙某谋取了利益，且在退休前就“退休后领取‘顾问费’”一事与乙某达成合意，符合“事先约定”的认定条件。

（二）甲乙的行为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。成立受贿的前提是存在权钱交易，即履职谋利和收受财物之间存在内在逻辑联系。本案中，乙某承认之所以同意让甲某退休后担任B公司顾问并领取“顾问费”，主要是为了感谢甲某之前对其的帮助，因为考虑到在甲某在职时送钱不方便，所以在甲某退休后以“顾问费”的形式给他好处。而甲某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，他在退休后始终未与B公司签订聘用合同，在公司里也没有工位，自己只是偶尔去公司转转，并没有实际付出劳务，“顾问”实为掩饰权钱交易的幌子，“顾问费”系实现利益输送的工具。因此甲某的行为不属于违反廉洁纪律中的违规兼职取酬问题，而应对其收受的“顾问费”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。

（三）甲某对“顾问费”具有实际控制权，构成受贿既遂。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物是区分受贿犯罪既遂或未遂的标准之一。本案中，甲、丙两人关系密切、相互信任，双方对“该笔钱款属于甲某”“甲某可以随时提取使用”具有共同的认知。因此，甲某虽然没有直接占有钱款，但在主观上具有明确的占有意思，客观上具有实际的支配权，符合非法“收财”范畴。此外，甲某之所以指定将“顾问费”转至丙某的账户，主要是为了躲避组织调查。案发后，甲某还组织乙某、丙某一起谋划串供，试图撇清关系。故上述指定支付行为实际上是规避审查的手段，不影响整体行为性质的认定。2003年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规定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，构成犯罪的，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。综上，为甲某、乙某双方构成行、受贿既遂。

【执纪者说】

当前行受贿犯罪更趋隐蔽，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选择在职谋利、离职拿钱，将履职与受财人为地分割在退休前和退休后，以期躲避被查处的风险。实践中，我们要围绕“是否存在谋利事项”“收受财物与履职谋利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关联”“退休前有无约定”这三个要件确定查处“逃逸式”腐败问题的基本思路，做到精准定性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