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案情】

       2018年，A工程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甲某得知社会人员乙某与B国有企业总经理丙某相熟，遂提出由乙某帮忙向丙某引荐，承接B国有企业作为业主方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并承诺在承接项目后按工程量的相应点数给予乙某和丙某好处。乙某同意，并将甲某的请托和承诺告知丙某。2019年至2022年，丙某利用职权帮助甲某承接到多个B国有企业的建设项目。甲某按照约定先后多次将“好处费”共计505万元交给乙某。后乙某欲按照和丙某事先商定好的比例，将其中一半“好处费”送给丙某，丙某因纪检监察机关正在调查自己害怕暴露，遂提出由乙某代为保管“好处费”。

       【分歧意见】

       本案中，关于乙某的行为如何定性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：

       第一种意见认为，乙某为甲某和丙某“牵线搭桥”，代为联络，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的行为，其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。

       第二种意见认为，乙某虽受甲某委托向丙某传递行贿意图，但在之后贿赂意思的达成、贿赂金额的确定以及赃款的分配等方面均积极参与，应当认定为丙某的受贿罪共犯。

       【释纪说法】

       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，乙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犯罪，理由如下：

       第一，乙某与丙某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。所谓介绍贿赂，即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实施沟通、撮合，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，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往往处于“牵线搭桥”的第三方立场，并不谋求行贿方所求利益，也不谋取受贿方所得利益。而在共同受贿中，行为人帮助受贿人受贿，并欲从中获取利益，与受贿人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。本案中，乙某不仅在甲某与丙某之间实施了撮合、沟通的行为，还与丙某就受贿的内容与形式、赃款的分配比例等具体方面进行共谋，形成了共同受贿的意思联络。

       第二，乙某与丙某系受贿行为的共同实施者。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在客观方面仅是起到引荐、撮合行受贿双方认识、联系，或者代为传递信息、转递财物的居间作用。而在共同受贿中，行为人与受贿人以各自的行为共同为行贿人谋取利益，并收受贿赂，两者属于一个整体。本案中，乙某在促成行受贿时所实施的行为，已超出了介绍贿赂罪的行为界限。首先，从受贿犯意的促成上看，乙某在受甲某所托后，为了能从甲某处获取好处，在与丙某单独会面时，表示甲某较为可靠，将工程交给甲某能获得巨额利益，使丙某形成了受贿犯意。其次，从贿款金额的确定和收取上看，乙某积极与甲某就事成之后的贿款数额进行协商，之后再将谈妥的金额告知丙某并征求其意见；在贿款结算收取时，亦由乙某全程出面和甲某对接处理，乙某在贿款金额确定和收取上发挥了积极作用，系丙某受贿行为的代理人，与丙某共同完成了权力与利益的“等价交换”。

       第三，乙某与丙某共同占有了贿赂款物。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即使收受他人财物获取利益也属于中介费用性质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，行为人对贿款本身并无占有或参与分配的意图和行为。而在共同受贿中，行为人所获利益包含在受贿人权钱交易的对价款中，也就是说，行为人与受贿人共同占有并分配受贿款项。本案中，乙某与丙某就共同占有甲某所送财物事前有预谋，乙某收到钱款后，按照与丙某的约定，分得一半之多的贿款，可见乙某与丙某在占有甲某贿款方面的目标相同、利益一致，与介绍贿赂罪在获取利益方面有本质区别。

       【执纪者说】

       实践中，“中间人”在行受贿犯罪中，由于主观目的、行为方式、作用等方面的不同，会涉及到介绍贿赂罪、受贿罪共犯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不同的罪名。如何遵循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区分此罪与彼罪，既有助于打击那些以“中间人”充当“白手套”的代理人腐败新形态，又能够实现精准施治、取得最佳惩治效果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