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真实案例】

某甲系嘉兴某国有控股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下属子公司监事，正科级。

2011年底，某甲利用对下属企业具有管理、监督的职务便利，以为其个人消费“报销发票”为名，向有限公司总经理某乙（正处级）主动提出索取人民币50000元，某乙对此表示不满。经某甲多次要求，某乙最终为其“报销发票”。事后，某甲在公司业绩考核等方面为对方谋利。

2012年初，某甲以为其个人消费“报销发票”为名，向服装公司法定代表人某丙主动提出索取人民币40000 元，某丙对某甲的要求爽快答应。事后，某甲在公司业绩考核等方面为对方谋利。

在本案的调查过程中，对某甲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没有异议，但对于其实施主动索取财物的行为，是否一概认定索贿情节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：

一种意见认为：上述二节犯罪事实中，均系某甲主动提出索要财物行为，即是索贿。根据刑法相关规定，应当从重处罚。

另一种意见认为：索贿作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，必须达到必要的强制程度，迫使对方给付财物才能认定。因此，上述第一节事实，可以认定为索贿；而第二节事实，不能认定为索贿。

 

【释纪说法】

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。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：对犯受贿罪的，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，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。索贿的从重处罚。

由此可见，索贿是受贿罪的一个从重处罚情节，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。索贿，是指行为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，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的行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索贿带有一定的主动性与要挟性，与在行贿人收买下被动接受的受贿有一定的区别。我们认为，并非主动提出索要财物的行为都是索贿，索贿必须达到必要的强制程度，迫使对方给付财物。对于虽然由受贿人索贿，但与行贿人一拍即合的，不能认定为索贿。

第一节犯罪事实中，某甲对下属企业具有管理、监督的职责。年底将近，上级部门要对下属公司进行业绩考核，某甲是考核组组长，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筹码，主动提出向某乙索要财物，并表示尽最大可能为其谋取利益。某乙系正处级干部，职务职级均远远高于某甲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其对于此种行为产生抵触抗拒情绪。后某甲多次要求，某乙考虑到为企业着想，怕其从中作梗，最终无奈满足对方要求。在此种情况下，虽然某乙是在对取得利益与给付财物之间权衡之下交付财物，但当某甲提出财物需求时，某乙明确表示不满，但仍被迫给付财物，因此可以认定某甲索贿情节。

第二节犯罪事实中，某丙经常性邀请某甲聚餐，逢年过节正伺机投其所好，当某甲主动提出“报销发票”，某丙正好以此为机，积极回应，对某甲的要求欣然接受。在此种情况下，虽然是某甲主动提出索要财物，但某丙给付财物并非出于被迫，因此不能认定某甲索贿情节。

2020年12月，某甲因犯受贿罪，被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。对于其索贿的第一节犯罪事实，法院予以从重处罚。

 

【执纪者说】

索贿与受贿在犯罪客体上具有一致性，不能仅仅因为索贿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，其客观行为具有与一般受贿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就否定将其作为受贿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加以规制。但是基于刑法的基本解释方法和实现刑事政策目的的需要，对索贿应当进行限缩而非扩大解释，这才是贯彻宽严相济惩治贿赂犯罪的应有之义，也将有益于实现刑法条文的协调适用和罪刑均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