桐乡设县于明朝，此前叫“崇德县”，是吴越王时期从嘉兴县分出来的。据《至元嘉禾志》记载，吴越王钱镠曾寓居桐乡钱林村，发迹以后还在钱林造了祖祠。北宋初年，吴越国钱氏的后代回祖籍地，在桐乡西部的洲泉镇居住。其中有一位名叫钱勰，是吴越国最后一个国王钱俶的孙子，凭借祖先的功劳，担任河南尉氏县知县，授任流内铨主簿。

　　钱勰（1037-1097），字穆父，为官时，忠于朝廷，更忠于士大夫的精神和操守。他任流内铨主簿期间，虽然官职卑微，但能力很强，业绩突出，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。宋神宗曾单独召见他，与他交流政事和学问，惊喜之余，当面表示“将任以清要官”。

　　时任宰相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，急忙派弟弟王安礼来找钱勰谈心，说愿意推荐他担任御史。当时王安石推动变法，权力如日中天，而且皇帝也有言在先，所以只要钱勰点头，这事就成了。但钱勰的回答却让人大跌眼镜，他说：“家贫母老，不能为万里行。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

　　钱勰为何拒绝？原来，王安石主持变法，用人导向是支持变法就迅速提拔，反对变法则坚决不用，很多官员甚至还因此丢官去职，贬谪蛮荒。钱勰以清流自居，因此即便高官厚禄，封官许诺，他都敬谢不敏了。

　　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高丽文宗王徽去世。宋神宗闻讯后，决定派出以起居郎杨景略为正使、左司郎中钱勰为副使的北宋使团，前往高丽国进行吊唁与安抚。

　　钱勰等人到达高丽后，新高丽国王除了安排吃好、住好、玩好外，还多次送重金给他，但均被钱勰一一拒绝。在回国登船时，高丽国王又派使者飞奔而至，一定要送给钱勰四千两金银，并说：“国王有令，君若不受，我必死无疑。且左番已受。”钱勰义正词严地回答：“左右番各有职，吾唯例是视，汝可死，吾不可受。”既不为使者的“胁迫”而心软，又不因“潜规则”而接受，钱勰保持了士大夫的气节。

　　还朝后，钱勰升任中书舍人。元祐初年，升为给事中，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做开封知府。钱勰一身正气，执法如山，豪贵闻之色变。有些个案，哪怕是宰相批条子、打招呼，他也置若罔闻，照样从重、从快、从严处理。他与仁宗年间的“包青天”包拯，同样的官职，同样的铁面无私，所不同的是包拯经后世民间戏曲的渲染而广为流传，而钱勰的事迹却湮没于史籍之中，始终默默无闻。

　　钱勰在开封知府任上没做多久，就在小人的唏嘘声中，被外调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任职。期间，和杭州做官的苏东坡相交至笃。此后，钱勰又被召回京城，出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。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章惇，遭到排挤诋毁，被贬至安徽与江西交界的池州（今安徽池州市），任期未满，便阖然离世，终年64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