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品读历史时会发现，明朝初期的商业十分繁荣，无论是铁，造船，建筑等重工业，还是丝绸，纺织，瓷器，印刷等轻工业，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。事实上，在明朝前期，有一本地方知县工作手册——《牧民心鉴》，这本著作将民之正业规定为“官、军、医、筮、士、农、工、商”，商业开始在明朝发展起来。

这本《牧民心鉴》的作者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——桐乡人朱逢吉。

朱逢吉于洪武初年任中书省椽吏时，因呈《用贤五论》得上官赏识，授宁津知县，一到任，便兴学校、抚流亡、振风俗，政绩卓著，深得上司器重。后升湖广佥事，亦有政声，《湖广通志》有传。因他事连累，他被谪关中，屯田数年。数年后起复委用，补陕西佥事，旋即被召入京，召为大理寺右丞，修国史。洪武中被委以重任，巡察太湖水利兼北京屯田，往来南北之间，历经寒暑之季，任劳任怨，克勤克俭，沿途水政的得失利弊，均据实上报，深得朝廷信任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后，朱逢吉升右副都御史，永乐四年，复任大理寺右丞，不久转任左丞，参与修撰《高庙实录》。年八十，卒于任上。著有《牧民心鉴》、《童子习》及《文集》四卷。

明永乐八年（1410）冬天，年已八十的大理寺左丞朱逢吉病倒了。两三年来，他经常犯病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来得重。这一次，他自知病将不起，在病榻前对儿孙们说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我已到了耄耋之年，天于我，相当厚。为官五十年，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留下一句话：凡我子孙，无论为官还是为民，都要视钱财为身外之物，切记切记。”说罢不久，便溘然长逝。

子孙和下属为他办理后事，在整理遗物时，大家惊奇地发现，这位为官长达五十年的老人，竟然囊无分文。消息传到朝廷，正为官场腐败而煞费苦心，用尽重典酷刑而未遂意的永乐皇帝慨叹说：“为官五秩，两袖清风。人生八十，身无遗物。若我大明官员都如朱爱卿那样，何用我皮囊塞草悬于堂前？”当即下旨褒扬，拨付银两抚恤亲属，并着官员扶柩护送回籍，途经各府各县，长官亲往祭奠。

朱逢吉一生清介廉洁，谨慎自持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做起，最后成为位居高职的显贵重臣，时刻不忘也从未改变自己的“德能勤廉”的操守。朱逢吉对子孙的教育也很严格，书香传家，惠及后代，他的后裔朱得祚曾考中进士，为官也有政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