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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期

17岁办学堂、26岁创书局,这位桐乡人倾其一生为“立国根本”

来源:  发布时间:2020-11-21 22:00

  说起中华书局,爱阅读的人,没有不知道的。作为一家具有传奇性的百年出版机构,中华书局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进程,也推动着中国人的教育与知识进步。事实上,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创始人是从嘉兴走出去的先贤——陆费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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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陆费逵(1886~1941年),双姓陆费,字伯鸿,祖籍桐乡陆费墟。在桐乡,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——陆费逵图书馆,馆内的陆费逵纪念厅记录了这位中国“书业先驱”的生平事迹以及中华书局的出版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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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陆费逵自幼由母教读四书五经。后随父至南昌,进入南昌英语学塾习英文,经常阅读新书新报。1902年,17岁的陆费逵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。次年,他到武汉,临行前母亲对他说:“蓬矢四方,男儿立志,身体名誉,幸自保持。”到汉后,他一面任塾师,一面自学新学,所读科目遍及教育、经济、地理、政治、哲学,其中以教育为最多。


  1904年,陆费逵与几位同学因为买书困难,购书不易,合伙出资1500元,在武昌开办“新学界”书店。大家推举陆费逵为经理,一年下来,“居然盈利一千余元。”当时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,而陆费逵“一切都忍耐着,从不说一声苦”。也就是在这一“忍”一“苦”中,他开始体会书业的艰辛与不易,“忍”造就了他的坚韧和毅力,“苦”让他不畏艰辛,敢于创业。


  1908年秋,经人推荐,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,还参与了教科书编写,主编《教育杂志》,结交社会知名人士如蔡元培、张容等人。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具特色的出版机构,设编译所、印刷所、发行所等,对年轻的陆费逵来说,这段经历打下了他一生投身教育出版事业的基石。


  1911年,面对武昌起义的动荡局势,这位热血青年预料到,待一波政治大换血后,必然需要一套全新教材适应新时代。于是陆费逵不顾商务印书馆以月薪400元的挽留,毅然辞去出版部主任,与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仁戴克敦、沈知方、陈协恭等人集资25000元秘密请人编纂新的教科书。为了“提振国家”“兴我中华”,1912年1月1日,陆费逵宣布成立中华书局。在书局成立的宣言中,26岁的他说:“国之根本,在乎教育;教育根本,实在教科书。教育不革命,国基终无由巩固;教科书不革命,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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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人人苦于教材不合格之际,奉行“开启民智”的宗旨,中华书局抓住历史机遇,迅速崛起,出版的十多种教科书不仅装帧精美,图文并茂,而且增添了许多有关革命的内容。如在《新式教科书》中就增加了有关民主共和政体、培养民众爱国思想的课文,如宪法、国会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鸦片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等内容。这些教科书体例新颖,风行一时,争得了广大的教科书市场,顾客上门求索,供不应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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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恪守书业道德,追求利润但不唯利是图,陆费逵在创办中华书局中坚守了这一本色。民国年间,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交融,人们的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,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批受利益驱使的书商发行的不良书籍。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掌舵人,陆费逵没有失去自我,而是恪守出版家应具备的职业道德。他指出:书籍为最善之“无形感化物”,最精之“灭国无烟炮”,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向导作用。

  1937年11月,日军占领上海,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被迫停工,陆费逵遂将总局迁至昆明,其则离沪赴港。陆费逵在香港成立中华书局办事处,主持香港分局工作,积极赶印书籍,供应后方需要,还曾向延安赠送图书。1941年7月9日,陆费逵突患脑出血,病逝于香港。

  作为出版家,他心中装着教育;作为教育家,他心中装着民族的文化与国家的未来。书业传道的理念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,仍具有不朽的价值。


  文/顾亦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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